王仁湘,男,195011月出生,湖北天门市人,汉族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研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,研究员。 
      
   
考古学:在学习它之前,我感到非常陌生。当我的乡亲们问我学什么时,我觉得很难对他们解释清楚,那时我自己就并不太懂它。是由于一两个非常偶然的原因,我走上了考古这一途,而且好象没有明显改弦更张的余地了,恐怕还要沿着这条路再接着走下去。
   
在进入这个行当之前,说我与文物考古毫无干系,那也不是。在30年前,我在参与一次通讯工程的施工中,于北京东郊的一处土岗上就曾掘到一柄古代的青铜短剑。那剑在我手中保存了一年多,后来请一位朋友转交给了文物管理部门。那是我最初接触到古董,虽然感到新鲜,但并没有钻研的意念。后来我回到故乡,做起了文化馆的美工,同时还兼管文物工作,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大量古物。
   
没过多久,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举办了一个为期4个月的考古训练
班,我因为是身在长江范围之内,又在做基层文物工作,以最符合条件的人选被指派参加了训练班的学习。那时候才开始对考古有了些感觉,有时在路上,免不了要对那些碎瓷片和石块多看两眼;有时在梦中,也常有发现宝物的惊喜。
  
   
出了训练班,陆续参加了几次田野考古活动,不到一年,遇到对口招生,有幸入了四川大学学习考古系统知识,毕业时居然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,于是我就有了成为职业考古匠的机会。当时湖北文物部门的有关领导力邀我回去效力,我本来也动了心,不料正逢社科院大发展时期,夏鼐先生没有同意放行,我也就得以匿迹京城。后来入了恩师兴邦石先生门下,专习中国史前考古学。我做考古,就是这样迷迷糊糊上了路,既无深层理想,亦无远大抱负,走一步瞧一步而已。
   
从研究生院毕业后20多年来,我主要在田野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,先后在陕西、四川、湖北、西藏、甘肃、青海、云南、新疆等省区工作,参与和主持发掘了若干重要古代遗址,其中有四川广元中子铺细石器遗址、甘肃天水西山坪早期新石器遗址、西藏拉萨曲贡晚期新石器遗址和青海民和喇家村齐家文化遗址等,后两项发掘曾入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项目。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命名为曲贡文化,是探索西藏高原原始农牧文明与早期冶金术起源的重要发现。
   
比起我见到的那些非常投入的考古学者,我对自己从事的专业恐怕说不上热爱,不过可能勉强还能归入勤勉者之列。我愿意花些笨功夫,做一些小事情。我曾将过剩的力气用在了一些细小琐碎的题目上,如筷子、叉子、勺子,梳子、篦子,带钩、带扣,骨器、蚌器,石器,等等,体验到艰辛,也收获到乐趣。这些小物件,它们让我体验到了确凿与实在。我还曾花数年功夫写成《饮食与中国文化》,我所用过的功夫,不少人觉得主要在饮食文化一途,其实那是客串,虽然有的书稿一版再版,甚而还译作三两种外文,我始终并不以为那是我的正道,那或者可以称作是一种消遣而已。我对中国史前考古曾用力钻研,只是想法与方法因不够传统而很难入流。我以为学问之道,最忌的是人云亦云、无病呻吟。学问要有师承,也要有本色。要不断发现新问题,有所创获,必须在新领域有新发现。对旧有结论,我常常试着变换角度,也时常会有新感受。正因为不大传统,所以常被诘难,又不大勇于纠偏,难得被认可。有时候不小心也会入了死胡同,就不得不迂回曲折,学一棵小笋头在石块下找寻出土的路径,偶尔也会有一些意外收获。
   
学问人常常自以为在碧落黄泉间披沙沥金,有时不惜拿前辈人的学术作靶子,中的后也不免作得意洋洋之态。细想起来,自己也不过是未来学人的一个靶子,本是用不着有什么成就感的。但翻检一通,看30年间还写成一些杂碎,虽无体统,却还觉得有些光阴还不至于是虚度。我策划的大型考古学丛书《华夏文明探秘》获得第11届中国图书奖并入选20世纪最佳文博图书,《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》获国家图书奖提名,我想这是对我从事学科普及工作的鼓励。以后当不遗余力,让更多人的目光投注到从业者太少的考古上来。
    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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